文/柳秀慧
此次的日本川人街見習之旅，主要座談對象為財團法人水岸整備中心、鶴見川流域中心，因此見識到日本公部門(以上兩者皆具半官方色彩)及學術單位如何操作大型的環境計畫，如超級堤防的四百年思維，在在令人折服其規劃的遠見及用心，而計畫中不忘引入市民意見參與，共同思索維護家園環境之規劃，並讓相關之市民運動延續數十年不墜，均讓人驚嘆日本公部門之專業精進及市民運動之蓬勃。
但在與財團法人水岸整備中心對談的過程中，卻隱約感受到日本技術官僚對其工程專業領導思維的自豪，同時不經令人開始思考其民間力量是否具有主體自發性，或只是偉大工程中的陪襯角色，在工程專業領域中，市民運動中的反對聲音是否還具有發言與運作的空間。深究此次參訪的一些成功案例的背後，不難發現公部門的主導力量，或許是兩國的社會經驗及文化不同使然，或是我們所選擇的參訪對象性質過於一致，故未看到”較不溫和”的市民運動。
日本的社區營造較台灣提早約一、二十年，或許早期社造發展尚未成熟，故從北澤川綠道的營造過程中，會發現這是一個以人的想望為主軸的社區營造，而忽略了自然的主體，仍以改變自然為手段，企圖營造近似自然的環境，而非尊重舊有的自然環境生態，超級堤防的構想不也是這樣的思維。因為這樣的思維模式，現在看到的北澤川綠道是蓋在舊北澤川的上面，而河水是需要透過幫浦的傳送，才能讓北澤川綠道流水潺潺，人造的大自然是對於自然力量的折服還是人類對可控制自然的自豪？
重新思索何謂社區營造，打造公民社會的途徑又是什麼?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