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瓊齡
臺灣國際志工協會 副理事長
【GK vs GB】
另一個額外的行程，就是去走訪一個比GB起源更早，對某些孟加拉人來說，也很有資格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NGO，Gonoshasthaya Kendra(人民健康中心，簡稱GK)。
MUJI說，GK跟GB曾經合作過，GK的經驗曾經啟發了許多NGO，雖然這些團體未必會承認。
GK的創辦人是兩位留學英國的醫師，他們從獨立戰爭時參與野戰醫院，到戰後直接轉而設立從事醫療照顧為主的NGO，GB(葛拉敏銀行)的創辦人尤努斯是留美經濟學博士，回到祖國之後，矢志投入窮人脫貧工程。
兩者都是自獨立戰爭階段就投入建國運動，前者是直接投入前線的救援工作，後者在海外申援，並於建國成功後回到孟加拉。醫療是很務實的一項工作，人命生死一線間，立見分曉，但經濟學如何從抽象學問轉化為足以經世濟民的具體作為呢?
出身富家，擁有經濟學專業的尤努斯，並沒有任何可以直接教授給貧苦百姓唯生用的實質技能，他能夠設法提供的，正是窮人過去所不能奢想的「資本」，並堅持要證明窮人會為自己找出一條生路來。
GK雖以醫療角度切入，但日漸開展出跨領域的延伸業務，微貸、合作社都是其中的項目；GB初始只專做微貸，有成之後，才紛紛以姊妹組織的模式，分別成立不同的事業體，各自經濟獨立，創辦初期若有資金需求，GB會出面為其擔保助其取得資金，但不直接從GB挹注資金。
無論是GK還是GB，它們都是基於「打造孟加拉使之成為一個更好的國家」為前提，就我的角度來看，GK所做的項目，有不少是我們熟悉的傳統NGO工作，像是醫療、教育、職業訓練、天災後的賑濟與重建；GB則是開拓出一種窮人資本及窮人創業的模式，不僅就銀行業來說，是創新的做法，更是NGO/NPO難以望其項背的。
微貸的操作手法已經被成熟地制度化，可以異地複製的也正是這些原則，但是，越是多瞭解一點葛拉敏銀行在孟加拉所得到的官方和國際的支援，就越覺得葛拉敏銀行獨享的孟加拉模式獨一無二地難以複製。
【感冒，作為一個機緣】
如何讓窮人感到自在呢?
讓他們覺得就是到了自己該來的地方，而不是誤闖了甚麼貴寶地?
GK的做法有兩種，一種是讓訓練有素的醫佐登門拜訪，主動出擊到病人家中，另一種做法，就是讓病人即使到了醫院，也感覺不是和家裡相差太多。
在臺灣的醫療體系理頭，以我曾經有過的相關工作經驗來說，那是一種階層分明、不容侵犯的階級制度吧!醫院裡頭以醫生獨大的結果是，醫療體系除了醫師以外其他的團隊成員算不上是專業。
臺灣的醫師養成系統，受日本殖民時代的影響至今，幾乎學業成績好的人還是會被期許進入這個領域。以前讀西洋哲學史，當時教授歐洲哲學的老師說起，在法國，腦袋最好的人是去念哲學，然後從事整個社會、整個時代的教育與思想啟迪工作，怎麼臺灣人都逼著腦袋最好的人，去從事只要中等資質就可以做的事情呢?
GK基於獨立戰爭時期野戰醫院的實務經驗，確信可以培訓鄉村地區未受過教育的婦女，從事第一線的醫佐工作，並鼓勵這些醫佐持續進修，進入GK自辦、具有正式文憑的醫學院就讀，許多女性醫師及相關醫護人員被栽培了出來。
事實證明，這些婦女的醫療技術相當良好，醫學院畢業後，她們在GK服務幾年，可以選擇繼續留任，或者轉往其他醫療院所工作。
在這趟孟加拉之行的中段，我莫名其妙地染上了感冒，這趟旅程並不艱困，過去在更漫長、各項條件更困窘的環境下都安然無恙，真想不通有甚麼好生病的?!
然而，也因著這個小感冒，得以正大光明的以病人之姿，掛病號成為GK的患者。幾乎是抱著興奮的心情，和年輕美麗的女醫師打了照面。
即使在臺灣，看病的機會也很有限，也難得碰上女醫師，延續在臺灣的習慣，我把自己發病的進程、症狀盡可能做了清楚的描述，醫佐幫我量量血壓，醫師幫我摸摸扁桃腺是否腫大，就進入填寫病歷與診斷的階段了，看著醫師慢條斯理地以娟秀的字跡寫下英文病歷及診斷結果，在她停筆的那一刻，我把事先準備好的相機拿了出來，她理理圍巾，接受了我合照的請求，互留EMAIL。
這次的看病，總共花了我15Taka的掛號費，和5Taka的藥費，折合新臺幣10塊錢。我因為是外國人，所以繳了較高的掛號費，若是當地民眾的話，簡直就幾近於免費了吧!
GK認為接受基本的醫療健康照護是人民的基本權利，不能淪入商業操作，從1974年起，(天啊!當時它們建國才三年耶!)就針對本國人最常用到的幾十種藥品展開研製的計畫，連藥品的紙盒都在自家的印刷廠印製，堅持用很低的價格供應百姓使用，此種作法，自然也曾經引起國際藥商的施壓，但是他們挺過來了。
販賣GK的藥品因為沒有高額的利潤，也不提供回扣給醫師，因此在都市中尋常可見藥房裡並不易買到，主要是在他們自己的醫療體系流通，而即使如此，GK的藥廠都還是有盈餘的。
我突然慶幸起自己有這場小感冒。
【關於教育】
GK在1974年先針對窮人子弟有了第一所非正式的學校，當時的背景是連基本硬體都全面匱乏，因此隨後GK從硬體建設著手，並且走普設正式學校的路線，據說透過GK建立的小學多達250所。但由於走訪當天適逢放假，未能就GK如何涉入教育這部分多做交流。
GB投入教育領域的時間較晚，並有多項方案，我們去參訪的是2001年才開展的學前教育計畫。可以看得出來，它們走的是學前教育的輔助路線，在3-5歲的幼兒教育部份，是在村莊中辦理，而村莊須相對提供空間，家長每人每月也須支付10Taka支應聘請教師的費用，不足的部分由GB補足，幼兒教育的師資至少須完成10年的正式教育(相當於高中學歷)，教師月薪300Taka；6歲左右的學前教育，因應孩子即將上小學，則與小學情商，由小學提供空間，讓孩子們開始習慣學校生活，學前教育的師資則須完成12年的正式教育(孟加拉稱之為college，但相當於臺灣的五專)，家長每月支付30Taka，不足的部分由GB補足，教師月薪1200Taka。
GB這套教育計畫，走的是NPO路線，因此可以對外募款。他們也製作教材、教具，提供這些學前教育系統使用。
GB提供的教育計畫，除了硬體空間的環境較為簡單老舊之外(主要是運用既有空間或是簡單搭建)，基本上，我個人以為教育的觀念是跟得上時代的，有組織家長會，有定期的教師訓練及研習制度，在教學的規劃與安排也都合理適切(譬如:幼兒教育階段不教讀書寫字，而是讓他們在遊戲中學習與認知)，在教室也有遊戲角落的設置。而他們讓家長負擔少許費用，也不以提供餐點做為孩子上學的誘因，在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中，這算是難得的做法吧!
【國家認同】
臺灣社會一直存在著「統」、「獨」、「維持現狀」三種選項，三種狀態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擁護者，恐怕也難以估計所占比例，即使 1994年以來開啟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，也是巧妙地把焦點放在人對鄉土的重新認識與建造過程，並沒有明顯在國家的認同上頭多做文章。
孟加拉自1971年獨立成功以來，不過也就是37年的時間吧!
如果從中華民國的建國算起，民國37年的時候，國共正鬥得火熱，KMT在不久之後就要撤到臺灣了，無論是中國大陸或是臺灣，整體狀況都不好。那時，整個世界經歷過大戰不久，世界的版圖在重整中。
倘若從二戰日本宣告投降的1945年，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算起，往後加上37年，也就是1982年那個階段，臺灣還處在家庭即工廠的階段，面對生產成本的壓力，外籍勞工雖未合法引進，但事實上已經是必須正視的實質問題了，臺灣這個移民社會即將隨著外籍配偶與勞工的比例增高，再次經歷多元文化的洗禮。那個階段的臺灣社會，逐漸要迎面而來的是中產階級瘋魔於股市，而社會底層則陷入大家樂、六合彩的全民大簽賭的旋渦中，至今仍不歇。
如果從兩蔣時代結束的1988年才算起，那麼往後加上37年，就得要到2025年了。從這個基點來看，臺灣還在半路上!
究竟要從哪一個時間點算起，背後的思考邏輯大不相同。
但不管是從哪個時間點算起，同時住在臺灣這塊土地上，對這塊土地的發展有過影響力的人與黨派，在輪番上臺演出的時候，有過像孟加拉那麼一致「以打造一個更好的國家」的前提或共識嗎?
而身為NGO工作者的我們，又是憑藉著哪一套社會正義的標準，為何而奮戰呢?
如果一切都那麼模糊，說不出個共識來，那麼，我們似乎是在一種沒有實質根基的狀態中，盲目地做著所謂的發展。
這樣的「發展」，算不算是真正的發展呢?
【The Essence of Empowerment】
Self-empowerment is the only empowerment. NGOs can certainly create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through capacity building but individuals have to empower themselves.
以上這段話，引自於Women’s Empowerment Through Capacity Building—Enduring Efforts in Bangladesh這本書。2004年在印度出版，次年有孟加拉版本，我買的是2008年二月由GK再版的版本。
這本書中也提到，儘管GK因應孟加拉社會甚至是國際的需要(1992-1995年期間，GK曾經照應過邊境約56000名被迫離鄉背井的緬甸難民)，在三十多年的期間陸續開展出許多跨領域的工作方案，然而無論做甚麼，GK的核心價值都不在於從事慈善或社會福利行動本身，而是著眼對於無助的、有需求的女性，建構她們多元的能力，以增進她們對自我的認同與在社會生存的競爭力。
Empowerment這個字眼在臺灣流行多年，一般慣用的翻譯是「培力」、「賦權」、「充權」，也有少數人認為應該翻成「加持」，但不論是「培力」、「賦權」、「充權」還是「加持」，很顯然的，都是強調外力的介入，不言而喻的事實便是，能夠培力他人的，自然擁有較高的位階或者能力與資源，而相對來說，就必然有較為弱勢以及有待培植的人。然而這樣的狀態，並沒有清楚地顯示Empowerment究竟有沒有期限，又該為時多久?如果沒有期限的話，表示被培植的人一直都不能自立自強，那麼這個Empowerment的行為顯然是沒有成功，沒有成功的Empowerment，又算甚麼呢?
如果Empowerment有盡頭的話，那就得要有指標了，我以為，當那些曾經被培植的人，有一天能夠持續自我栽培的時候，或許就是這個階段的完成。如果還能夠回過頭來，去拉拔他人，也挺好吧!
無論GB或是GK，都是在自己的事業體中自成體系，只要不離開這個龐大的體系，身在其中的人因為潛力被激發，或者多元培養了前所未有的能力，因而感覺到似乎被Empower成功了，但如果一旦離開了這樣的體系呢?外於GB或GK的整個社會的系統，若是在觀念上仍不能見容這些已有多元能力的人、思想相對解放的人，那麼，這樣的Empowerment，難道就要宣告失敗了嗎?
看來，提供Empowerment環境的資源提供者，除了針對個別的對象予以栽培之外，還要促進整體的環境及觀念，也隨之改變才成。
針對個人的Empowerment可以有時間點，針對整體社會的Empowerment，則是沒完沒了。
【逆旅】
2006年初，我曾有從加爾各答前往孟加拉的打算。就只是因為在2004年認得的一個女生做了這樣的事，讓我注意到兩個地方是鄰居，(事實上根本就是同源、同語言，硬被國際政治勢力切成兩半的兄弟之邦哪!)晚上搭夜行巴士過去，早上也就到了，那時得知的有限訊息是，孟加拉首都達卡的交通更糟，物價更低，而且陸路來，就陸路去，不能混搭飛機。當時想去的理由也很普通，只因有兩個壯丁同行，想當然更有冒險的本錢。誰知道兩名壯丁認為在印度的體驗已經夠了，完全不想更受苦，兩個躍躍欲試的老女人只好作罷。
我沒想過，這輩子會專程到孟加拉一趟，更讓我驚訝的是，達卡的許多狀況(至少我接觸所及)比加爾各答好，交通狀況雖雍塞，但並不像加爾各答那樣，到處充斥著幾十年車齡、吃柴油的各式老爺車，造成孟加拉交通雍塞很大一部份是來自人力三輪車，至於為數越來越多的車輛使用天然氣做為燃料的情況很普遍，空氣基本上比加爾各答清新。
但兩者最大的不同是，加爾各答根本是印度刻意不想積極發展的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廢都，達卡則是孟加拉唯一較為高度發展的首善之都。
兩邊都出過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，不過一路走來待遇大不同。德蕾莎修女當初開創垂死之家的時候，印度政府一度認為家醜被外揚，並不怎麼樂見其成；尤努斯算是一路受到政府的支持，還為葛拉敏銀行立了特別的法條。
但就算印度政府刻意地壓抑吧!只有兩百多年發展歷史的加爾各答，雖然缺乏印度人自豪的幾千年歷史文化或建築景觀，但經過垂死之家六十多年來對全世界的召喚，它做為一個世界各國背包客、國際志工的必訪之地，是一個不容被壓抑的事實；做為孟加拉首都的達卡，路上可見的外國人面孔卻相對少得可憐(這點臺灣的情況倒是差不多的)。
德蕾莎修女在將近三十年前得到諾貝爾和平獎，應該是不會有太大質疑，畢竟那還是一個大家習慣於慈善救濟的時代。天主教原本就有安貧，強調與窮人同在、感同身受的傳統，德蕾莎修女不去處理窮人的脫貧問題，並不違背她的內在信仰與邏輯。做為一個外國人，德蕾莎修女跟一般常見的外國強勢宗教的差異是，她某種程度地認同了印度的在地文化，仁愛修會的修女服，就是印度紗麗的改版，也不強迫收容者改變信仰，或在他們完全沒有自主行為能力的情境下，強行納為上帝的子民。
在她獲獎後幾近三十年的時間，孟加拉的尤努斯用另一種方式來面對窮人。做為一個曾經留學外國的本國人，尤努斯強調要用孟加拉人的方式來處理孟加拉人的問題，但是，促使他的葛拉敏模式的成功關鍵，卻基於這套微貸機制有效地扭轉了孟加拉傳統社會的種種陋習。在形式上，是由孟加拉人做主沒錯，沒讓外國勢力干預或扭轉乾坤，也因為成果豐碩，真的讓數百萬個家庭的窮人脫離赤貧，因此，抨擊尤努斯的論點不太放在把孟加拉的文化改變了這個點上。
仁愛修會跟微貸，除了在貧窮的國家發展，在被認為最有錢、福利好的地方也都在進行著。仁愛修會的理由是，富有的國家仍有精神上、心靈上的貧窮，而只要有貧窮，就有他們發揮功能之處；葛拉敏的說法是，任何國家都有無法從一般銀行貸款的窮人，只要這些人存在，微貸就有發展的空間。
德蕾莎修女過世十一年了，整個仁愛修會的系統仍運行不輟，雖然跟她在的時候做法上顯然已有調整，來自全世界的志工並不見減少。
尤努斯現在如日中天，除了GB之外，其他25個GB的夥伴公司、基金會或事業體，全都由他擔任主席，此外也參與政府事務甚多，國際社會上也扮演重要角色。在問及GB體系如何拿捏與跨國公司或外國勢力互動時不被影響主體性時，GB國際事務部的一致口徑是:尤努斯一定會基於孟加拉發展的最大利益做整體考慮。
德蕾莎修女因年邁而自然身亡，死時印度政府以國葬褒揚她。
孟加拉的國父也是建國後第一任總理Sheikh Mujibur Rahman，幾乎全家被暗殺滅口；接他位子至今仍最受人民愛戴、軍人出身、廉能著稱的總理ZIA，也死於暗殺。
有人說，尤努斯跟美國的關係很好，就不用擔心暗殺的問題啦!
【逆女】
這趟出國前，老媽照例地擺臉色給我看。
她依舊無法理解，出國並不等同於出去玩。
她老覺得我長年地不幹正事，枉費了她的苦心栽培。
（以她的角度，我必然是個empowerment的失敗案例）
出國前，我原以為，這輩子至此已死心放棄跨越這道母女的鴻溝了，卻沒想到在接觸了孟加拉GB的窮人女性之後，發現自己頭一個忍不住的念頭卻是，怎樣回去之後，把這些窮人的故事用母親能夠理解的方式，轉述給她聽。
曾經邀約母親到垂死之家去當志工，但她說這輩子苦日子過得難道還不夠嗎?竟然要自己花錢去受苦?
2004年起，我開始從事國際志工之後，立下心願，每年要帶母親去看看她所不認識的世界，在我極為有限的能力範圍內。這對於只要跟母親講電話不用三分鐘就有掛電話衝動的我，要做到二十四小時不離不棄，母女一路相安無事，是畢生極大的考驗之一，也是我目前尚未及格的一門人生功課。
說穿了，這輩子縈繞著我已有三十多年的「貧窮」概念也好、議題也好，在沒有實質改善母女關係之前，恐怕不會真正得到突破性解答的。但同時，也可能是基於此種長期無解的糾纏狀態，而讓「貧窮」這個課題之於我，繼續有著無以名之的致命吸引力。
因為這樣，這趟孟加拉之行，不得不然。
【註釋】
註1:
BRAC創立於孟加拉獨立的次年，1972年，是呼應人道救援的需求而成立的。經過歲月的累積，它已經是個完全成熟的專業行政部門，它的行動也遍及全孟加拉。BRAC的主要關注焦點是透過全盤的策略緩解貧窮的狀態，它所涉及的計畫包括社會動員，組織發展，健康照護，兒童教育，還有微貸。它的全職與兼職員工有50000人。(1996年數據)
BRAC的除貧計畫，是孟加拉規模最大的幾個計畫之一，照應了200萬個家庭。
對BRAC來說，脫貧&培力窮人是同時要達到的雙重目標。
創造一個讓窮人的潛能可以充份發揮的環境，是BRAC致力的目標。BRAC本身也是一個學習型組織的典範，它的學習是展現在持續地重新定義它們的計劃策略，藉由行動-反省-行動(action-reflection-action)這樣的過程。
BRAC是基於以下的幾個假設，可稱之為BRAC的發展理論，藉以展開它們所有的行動：
每個人，無論貧富，性別，如果他們能夠被給予適當的機會，都有可能改寫自己的命運，BRAC相信窮人是有創造力的。
在發展的過程中，女性的參與是非常重要的，在發展的過程中，人是主體不是被動的客體。
沒有一個方法是完全架構好了才上路的，發展的過程中必須有學習的文化。
對培力來說，啟蒙運動是重要的。
規模小是美好的，但是大規模是必要的（small is beautiful but large is necessary）具有市場的眼光以及一個創業的靈魂是非常有用的。
BRAC跟政府的合作密切，它也經常性地跟其他的NGO合作，它已協助超過230個小型的NGO在非正規小學得經營方面。它還跟8個中型的NGO合作發展它們的資訊管理系統。 BRAC相信多元主義，也認為所有的組織，無論它們是大是小，都有存在的必要，該給它們自由與權力，為公益目的，去發展它們自己的組織哲學與策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