逆旅:2008孟加拉紀事(下)


張瓊齡
臺灣國際志工協會 副理事長

【GK vs GB】

另一個額外的行程,就是去走訪一個比GB起源更早,對某些孟加拉人來說,也很有資格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NGO,Gonoshasthaya Kendra(人民健康中心,簡稱GK)。

MUJI說,GK跟GB曾經合作過,GK的經驗曾經啟發了許多NGO,雖然這些團體未必會承認。

GK的創辦人是兩位留學英國的醫師,他們從獨立戰爭時參與野戰醫院,到戰後直接轉而設立從事醫療照顧為主的NGO,GB(葛拉敏銀行)的創辦人尤努斯是留美經濟學博士,回到祖國之後,矢志投入窮人脫貧工程。

兩者都是自獨立戰爭階段就投入建國運動,前者是直接投入前線的救援工作,後者在海外申援,並於建國成功後回到孟加拉。醫療是很務實的一項工作,人命生死一線間,立見分曉,但經濟學如何從抽象學問轉化為足以經世濟民的具體作為呢?

出身富家,擁有經濟學專業的尤努斯,並沒有任何可以直接教授給貧苦百姓唯生用的實質技能,他能夠設法提供的,正是窮人過去所不能奢想的「資本」,並堅持要證明窮人會為自己找出一條生路來。

GK雖以醫療角度切入,但日漸開展出跨領域的延伸業務,微貸、合作社都是其中的項目;GB初始只專做微貸,有成之後,才紛紛以姊妹組織的模式,分別成立不同的事業體,各自經濟獨立,創辦初期若有資金需求,GB會出面為其擔保助其取得資金,但不直接從GB挹注資金。

無論是GK還是GB,它們都是基於「打造孟加拉使之成為一個更好的國家」為前提,就我的角度來看,GK所做的項目,有不少是我們熟悉的傳統NGO工作,像是醫療、教育、職業訓練、天災後的賑濟與重建;GB則是開拓出一種窮人資本及窮人創業的模式,不僅就銀行業來說,是創新的做法,更是NGO/NPO難以望其項背的。

微貸的操作手法已經被成熟地制度化,可以異地複製的也正是這些原則,但是,越是多瞭解一點葛拉敏銀行在孟加拉所得到的官方和國際的支援,就越覺得葛拉敏銀行獨享的孟加拉模式獨一無二地難以複製。

【感冒,作為一個機緣】

如何讓窮人感到自在呢?
讓他們覺得就是到了自己該來的地方,而不是誤闖了甚麼貴寶地?
GK的做法有兩種,一種是讓訓練有素的醫佐登門拜訪,主動出擊到病人家中,另一種做法,就是讓病人即使到了醫院,也感覺不是和家裡相差太多。

在臺灣的醫療體系理頭,以我曾經有過的相關工作經驗來說,那是一種階層分明、不容侵犯的階級制度吧!醫院裡頭以醫生獨大的結果是,醫療體系除了醫師以外其他的團隊成員算不上是專業。

臺灣的醫師養成系統,受日本殖民時代的影響至今,幾乎學業成績好的人還是會被期許進入這個領域。以前讀西洋哲學史,當時教授歐洲哲學的老師說起,在法國,腦袋最好的人是去念哲學,然後從事整個社會、整個時代的教育與思想啟迪工作,怎麼臺灣人都逼著腦袋最好的人,去從事只要中等資質就可以做的事情呢?

GK基於獨立戰爭時期野戰醫院的實務經驗,確信可以培訓鄉村地區未受過教育的婦女,從事第一線的醫佐工作,並鼓勵這些醫佐持續進修,進入GK自辦、具有正式文憑的醫學院就讀,許多女性醫師及相關醫護人員被栽培了出來。

事實證明,這些婦女的醫療技術相當良好,醫學院畢業後,她們在GK服務幾年,可以選擇繼續留任,或者轉往其他醫療院所工作。

在這趟孟加拉之行的中段,我莫名其妙地染上了感冒,這趟旅程並不艱困,過去在更漫長、各項條件更困窘的環境下都安然無恙,真想不通有甚麼好生病的?!

然而,也因著這個小感冒,得以正大光明的以病人之姿,掛病號成為GK的患者。幾乎是抱著興奮的心情,和年輕美麗的女醫師打了照面。

即使在臺灣,看病的機會也很有限,也難得碰上女醫師,延續在臺灣的習慣,我把自己發病的進程、症狀盡可能做了清楚的描述,醫佐幫我量量血壓,醫師幫我摸摸扁桃腺是否腫大,就進入填寫病歷與診斷的階段了,看著醫師慢條斯理地以娟秀的字跡寫下英文病歷及診斷結果,在她停筆的那一刻,我把事先準備好的相機拿了出來,她理理圍巾,接受了我合照的請求,互留EMAIL。

這次的看病,總共花了我15Taka的掛號費,和5Taka的藥費,折合新臺幣10塊錢。我因為是外國人,所以繳了較高的掛號費,若是當地民眾的話,簡直就幾近於免費了吧!

GK認為接受基本的醫療健康照護是人民的基本權利,不能淪入商業操作,從1974年起,(天啊!當時它們建國才三年耶!)就針對本國人最常用到的幾十種藥品展開研製的計畫,連藥品的紙盒都在自家的印刷廠印製,堅持用很低的價格供應百姓使用,此種作法,自然也曾經引起國際藥商的施壓,但是他們挺過來了。

販賣GK的藥品因為沒有高額的利潤,也不提供回扣給醫師,因此在都市中尋常可見藥房裡並不易買到,主要是在他們自己的醫療體系流通,而即使如此,GK的藥廠都還是有盈餘的。

我突然慶幸起自己有這場小感冒。

【關於教育】

GK在1974年先針對窮人子弟有了第一所非正式的學校,當時的背景是連基本硬體都全面匱乏,因此隨後GK從硬體建設著手,並且走普設正式學校的路線,據說透過GK建立的小學多達250所。但由於走訪當天適逢放假,未能就GK如何涉入教育這部分多做交流。

GB投入教育領域的時間較晚,並有多項方案,我們去參訪的是2001年才開展的學前教育計畫。可以看得出來,它們走的是學前教育的輔助路線,在3-5歲的幼兒教育部份,是在村莊中辦理,而村莊須相對提供空間,家長每人每月也須支付10Taka支應聘請教師的費用,不足的部分由GB補足,幼兒教育的師資至少須完成10年的正式教育(相當於高中學歷),教師月薪300Taka;6歲左右的學前教育,因應孩子即將上小學,則與小學情商,由小學提供空間,讓孩子們開始習慣學校生活,學前教育的師資則須完成12年的正式教育(孟加拉稱之為college,但相當於臺灣的五專),家長每月支付30Taka,不足的部分由GB補足,教師月薪1200Taka。

GB這套教育計畫,走的是NPO路線,因此可以對外募款。他們也製作教材、教具,提供這些學前教育系統使用。

GB提供的教育計畫,除了硬體空間的環境較為簡單老舊之外(主要是運用既有空間或是簡單搭建),基本上,我個人以為教育的觀念是跟得上時代的,有組織家長會,有定期的教師訓練及研習制度,在教學的規劃與安排也都合理適切(譬如:幼兒教育階段不教讀書寫字,而是讓他們在遊戲中學習與認知),在教室也有遊戲角落的設置。而他們讓家長負擔少許費用,也不以提供餐點做為孩子上學的誘因,在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中,這算是難得的做法吧!

【國家認同】

臺灣社會一直存在著「統」、「獨」、「維持現狀」三種選項,三種狀態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擁護者,恐怕也難以估計所占比例,即使 1994年以來開啟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,也是巧妙地把焦點放在人對鄉土的重新認識與建造過程,並沒有明顯在國家的認同上頭多做文章。

孟加拉自1971年獨立成功以來,不過也就是37年的時間吧!

如果從中華民國的建國算起,民國37年的時候,國共正鬥得火熱,KMT在不久之後就要撤到臺灣了,無論是中國大陸或是臺灣,整體狀況都不好。那時,整個世界經歷過大戰不久,世界的版圖在重整中。

倘若從二戰日本宣告投降的1945年,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算起,往後加上37年,也就是1982年那個階段,臺灣還處在家庭即工廠的階段,面對生產成本的壓力,外籍勞工雖未合法引進,但事實上已經是必須正視的實質問題了,臺灣這個移民社會即將隨著外籍配偶與勞工的比例增高,再次經歷多元文化的洗禮。那個階段的臺灣社會,逐漸要迎面而來的是中產階級瘋魔於股市,而社會底層則陷入大家樂、六合彩的全民大簽賭的旋渦中,至今仍不歇。

如果從兩蔣時代結束的1988年才算起,那麼往後加上37年,就得要到2025年了。從這個基點來看,臺灣還在半路上!

究竟要從哪一個時間點算起,背後的思考邏輯大不相同。
但不管是從哪個時間點算起,同時住在臺灣這塊土地上,對這塊土地的發展有過影響力的人與黨派,在輪番上臺演出的時候,有過像孟加拉那麼一致「以打造一個更好的國家」的前提或共識嗎?

而身為NGO工作者的我們,又是憑藉著哪一套社會正義的標準,為何而奮戰呢?

如果一切都那麼模糊,說不出個共識來,那麼,我們似乎是在一種沒有實質根基的狀態中,盲目地做著所謂的發展。

這樣的「發展」,算不算是真正的發展呢?

【The Essence of Empowerment】

Self-empowerment is the only empowerment. NGOs can certainly create  an enabling  environment  through capacity building but individuals have to empower themselves.

以上這段話,引自於Women’s Empowerment Through Capacity Building—Enduring Efforts in Bangladesh這本書。2004年在印度出版,次年有孟加拉版本,我買的是2008年二月由GK再版的版本。

這本書中也提到,儘管GK因應孟加拉社會甚至是國際的需要(1992-1995年期間,GK曾經照應過邊境約56000名被迫離鄉背井的緬甸難民),在三十多年的期間陸續開展出許多跨領域的工作方案,然而無論做甚麼,GK的核心價值都不在於從事慈善或社會福利行動本身,而是著眼對於無助的、有需求的女性,建構她們多元的能力,以增進她們對自我的認同與在社會生存的競爭力。

Empowerment這個字眼在臺灣流行多年,一般慣用的翻譯是「培力」、「賦權」、「充權」,也有少數人認為應該翻成「加持」,但不論是「培力」、「賦權」、「充權」還是「加持」,很顯然的,都是強調外力的介入,不言而喻的事實便是,能夠培力他人的,自然擁有較高的位階或者能力與資源,而相對來說,就必然有較為弱勢以及有待培植的人。然而這樣的狀態,並沒有清楚地顯示Empowerment究竟有沒有期限,又該為時多久?如果沒有期限的話,表示被培植的人一直都不能自立自強,那麼這個Empowerment的行為顯然是沒有成功,沒有成功的Empowerment,又算甚麼呢?

如果Empowerment有盡頭的話,那就得要有指標了,我以為,當那些曾經被培植的人,有一天能夠持續自我栽培的時候,或許就是這個階段的完成。如果還能夠回過頭來,去拉拔他人,也挺好吧!

無論GB或是GK,都是在自己的事業體中自成體系,只要不離開這個龐大的體系,身在其中的人因為潛力被激發,或者多元培養了前所未有的能力,因而感覺到似乎被Empower成功了,但如果一旦離開了這樣的體系呢?外於GB或GK的整個社會的系統,若是在觀念上仍不能見容這些已有多元能力的人、思想相對解放的人,那麼,這樣的Empowerment,難道就要宣告失敗了嗎?

看來,提供Empowerment環境的資源提供者,除了針對個別的對象予以栽培之外,還要促進整體的環境及觀念,也隨之改變才成。

針對個人的Empowerment可以有時間點,針對整體社會的Empowerment,則是沒完沒了。

【逆旅】

2006年初,我曾有從加爾各答前往孟加拉的打算。就只是因為在2004年認得的一個女生做了這樣的事,讓我注意到兩個地方是鄰居,(事實上根本就是同源、同語言,硬被國際政治勢力切成兩半的兄弟之邦哪!)晚上搭夜行巴士過去,早上也就到了,那時得知的有限訊息是,孟加拉首都達卡的交通更糟,物價更低,而且陸路來,就陸路去,不能混搭飛機。當時想去的理由也很普通,只因有兩個壯丁同行,想當然更有冒險的本錢。誰知道兩名壯丁認為在印度的體驗已經夠了,完全不想更受苦,兩個躍躍欲試的老女人只好作罷。

我沒想過,這輩子會專程到孟加拉一趟,更讓我驚訝的是,達卡的許多狀況(至少我接觸所及)比加爾各答好,交通狀況雖雍塞,但並不像加爾各答那樣,到處充斥著幾十年車齡、吃柴油的各式老爺車,造成孟加拉交通雍塞很大一部份是來自人力三輪車,至於為數越來越多的車輛使用天然氣做為燃料的情況很普遍,空氣基本上比加爾各答清新。

但兩者最大的不同是,加爾各答根本是印度刻意不想積極發展的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廢都,達卡則是孟加拉唯一較為高度發展的首善之都。

兩邊都出過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,不過一路走來待遇大不同。德蕾莎修女當初開創垂死之家的時候,印度政府一度認為家醜被外揚,並不怎麼樂見其成;尤努斯算是一路受到政府的支持,還為葛拉敏銀行立了特別的法條。

但就算印度政府刻意地壓抑吧!只有兩百多年發展歷史的加爾各答,雖然缺乏印度人自豪的幾千年歷史文化或建築景觀,但經過垂死之家六十多年來對全世界的召喚,它做為一個世界各國背包客、國際志工的必訪之地,是一個不容被壓抑的事實;做為孟加拉首都的達卡,路上可見的外國人面孔卻相對少得可憐(這點臺灣的情況倒是差不多的)。

德蕾莎修女在將近三十年前得到諾貝爾和平獎,應該是不會有太大質疑,畢竟那還是一個大家習慣於慈善救濟的時代。天主教原本就有安貧,強調與窮人同在、感同身受的傳統,德蕾莎修女不去處理窮人的脫貧問題,並不違背她的內在信仰與邏輯。做為一個外國人,德蕾莎修女跟一般常見的外國強勢宗教的差異是,她某種程度地認同了印度的在地文化,仁愛修會的修女服,就是印度紗麗的改版,也不強迫收容者改變信仰,或在他們完全沒有自主行為能力的情境下,強行納為上帝的子民。

在她獲獎後幾近三十年的時間,孟加拉的尤努斯用另一種方式來面對窮人。做為一個曾經留學外國的本國人,尤努斯強調要用孟加拉人的方式來處理孟加拉人的問題,但是,促使他的葛拉敏模式的成功關鍵,卻基於這套微貸機制有效地扭轉了孟加拉傳統社會的種種陋習。在形式上,是由孟加拉人做主沒錯,沒讓外國勢力干預或扭轉乾坤,也因為成果豐碩,真的讓數百萬個家庭的窮人脫離赤貧,因此,抨擊尤努斯的論點不太放在把孟加拉的文化改變了這個點上。

仁愛修會跟微貸,除了在貧窮的國家發展,在被認為最有錢、福利好的地方也都在進行著。仁愛修會的理由是,富有的國家仍有精神上、心靈上的貧窮,而只要有貧窮,就有他們發揮功能之處;葛拉敏的說法是,任何國家都有無法從一般銀行貸款的窮人,只要這些人存在,微貸就有發展的空間。

德蕾莎修女過世十一年了,整個仁愛修會的系統仍運行不輟,雖然跟她在的時候做法上顯然已有調整,來自全世界的志工並不見減少。

尤努斯現在如日中天,除了GB之外,其他25個GB的夥伴公司、基金會或事業體,全都由他擔任主席,此外也參與政府事務甚多,國際社會上也扮演重要角色。在問及GB體系如何拿捏與跨國公司或外國勢力互動時不被影響主體性時,GB國際事務部的一致口徑是:尤努斯一定會基於孟加拉發展的最大利益做整體考慮。

德蕾莎修女因年邁而自然身亡,死時印度政府以國葬褒揚她。

孟加拉的國父也是建國後第一任總理Sheikh Mujibur Rahman,幾乎全家被暗殺滅口;接他位子至今仍最受人民愛戴、軍人出身、廉能著稱的總理ZIA,也死於暗殺。

有人說,尤努斯跟美國的關係很好,就不用擔心暗殺的問題啦!

【逆女】

這趟出國前,老媽照例地擺臉色給我看。
她依舊無法理解,出國並不等同於出去玩。
她老覺得我長年地不幹正事,枉費了她的苦心栽培。
(以她的角度,我必然是個empowerment的失敗案例)

出國前,我原以為,這輩子至此已死心放棄跨越這道母女的鴻溝了,卻沒想到在接觸了孟加拉GB的窮人女性之後,發現自己頭一個忍不住的念頭卻是,怎樣回去之後,把這些窮人的故事用母親能夠理解的方式,轉述給她聽。

曾經邀約母親到垂死之家去當志工,但她說這輩子苦日子過得難道還不夠嗎?竟然要自己花錢去受苦?

2004年起,我開始從事國際志工之後,立下心願,每年要帶母親去看看她所不認識的世界,在我極為有限的能力範圍內。這對於只要跟母親講電話不用三分鐘就有掛電話衝動的我,要做到二十四小時不離不棄,母女一路相安無事,是畢生極大的考驗之一,也是我目前尚未及格的一門人生功課。

說穿了,這輩子縈繞著我已有三十多年的「貧窮」概念也好、議題也好,在沒有實質改善母女關係之前,恐怕不會真正得到突破性解答的。但同時,也可能是基於此種長期無解的糾纏狀態,而讓「貧窮」這個課題之於我,繼續有著無以名之的致命吸引力。

因為這樣,這趟孟加拉之行,不得不然。

【註釋】

註1:
BRAC創立於孟加拉獨立的次年,1972年,是呼應人道救援的需求而成立的。經過歲月的累積,它已經是個完全成熟的專業行政部門,它的行動也遍及全孟加拉。BRAC的主要關注焦點是透過全盤的策略緩解貧窮的狀態,它所涉及的計畫包括社會動員,組織發展,健康照護,兒童教育,還有微貸。它的全職與兼職員工有50000人。(1996年數據)
BRAC的除貧計畫,是孟加拉規模最大的幾個計畫之一,照應了200萬個家庭。
對BRAC來說,脫貧&培力窮人是同時要達到的雙重目標。
創造一個讓窮人的潛能可以充份發揮的環境,是BRAC致力的目標。BRAC本身也是一個學習型組織的典範,它的學習是展現在持續地重新定義它們的計劃策略,藉由行動-反省-行動(action-reflection-action)這樣的過程。
BRAC是基於以下的幾個假設,可稱之為BRAC的發展理論,藉以展開它們所有的行動:
每個人,無論貧富,性別,如果他們能夠被給予適當的機會,都有可能改寫自己的命運,BRAC相信窮人是有創造力的。
在發展的過程中,女性的參與是非常重要的,在發展的過程中,人是主體不是被動的客體。
沒有一個方法是完全架構好了才上路的,發展的過程中必須有學習的文化。
對培力來說,啟蒙運動是重要的。
規模小是美好的,但是大規模是必要的(small is beautiful but large is necessary)具有市場的眼光以及一個創業的靈魂是非常有用的。

BRAC跟政府的合作密切,它也經常性地跟其他的NGO合作,它已協助超過230個小型的NGO在非正規小學得經營方面。它還跟8個中型的NGO合作發展它們的資訊管理系統。 BRAC相信多元主義,也認為所有的組織,無論它們是大是小,都有存在的必要,該給它們自由與權力,為公益目的,去發展它們自己的組織哲學與策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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